怀念张国华--作者:阴法唐中将
2015/3/10 0:00:00

    炎炎盛夏的夜晚,我独坐灯下,一字一句地阅读赵慎应同志刚脱手的书稿--《张国华将军在西藏》。国华同志离开我们20余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使我久久不能入眠。我与国华同志风雨同舟20余年,从1945年起到“文革”初期他离开西藏到四川,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我一直是在国华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是一种西藏情结,命运之神紧紧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1972年,国华同志逝世时,年仅58岁。时隔8年,也就是1980年,中央派我第二次到西藏工作时,我刚好也是58岁。历史使命让我在其他同志之后接过国华同志的火炬,去完成他心系魂绕的未竞事业。
    记得第一次接触国华同志是在1946年东明战役时。此前,我对国华同志的情况只是耳闻。那次我团负责攻打东明城,身为纵队副政委的国华同志来我团指导工作。由于东明城防御坚固,开始几次攻打都不顺利。关键时刻,国华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到前沿指挥,同我们研究并帮助我们解决疑难问题,使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通过这次接触,我深深感到,国华志不仅善于做好政治工作,是一位可敬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而且英勇善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更了解国华同志的军政素质,此次战斗后不久,他就调任新组建的豫皖苏军区司令员。他和那里的领导一起,团结广大军民,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使豫皖苏地区从一两个不健全的军分区1万余部队,发展到8个军分区8万多部队,拥有人口1000余万,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辟淮北地区,第二、第三野战军挥师中原,进行淮海战役,实现我军的战略反攻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正因如此,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解放后,当1950年正月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担”时,刘邓首长不谋而合地想到了张国华,让他率部挑起了解放西藏的历史重担。从此,张国华的名字就与西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国华同志从接受进藏任务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调出西藏,是他在一个地区一个岗位上连续工作时间最长和成就最辉煌的时期。他革命信念的坚定性,政治上的成熟性,掌握处理政治问题及其他问题的才华,在豫皖苏地区就已萌发出来。而在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过程中,则鲜明地显示出来,从而在西藏这个特殊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的好戏。
    由于西藏长期受“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和对西藏地方政府怂恿支持,汉藏民族隔阂及西藏内部不团结,社会情况异常复杂。加上特殊的自然环境,要想取得解放西藏的成功,必须做好各种准备。所以接受进藏任务的上上下下,特别是国华同志和他的战友谭冠三、陈明义、李觉、王其梅、刘振国等同志,在党委的集体领导下,分工负责,密切合作,全力以赴。国华既是经营全西藏的工委书记,又是进藏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地方、前方后方,几乎几副重担一起挑。他一方面认真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西南局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指示,另一方面把工夫下在具体准备上,进行调查研究,拟定政策方案,解决运输补给(包括修路、建机场、动员组织驮畜、筹备高原特需物资)和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等。而他抓的重点是放在调查研究和制定政策上。前后七八个月的时间,具体地表现出了他勤奋好学和全面、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进军西藏的任务尽管特别艰巨,但由于有了上述准备,就给我们创造了克服困难的条件。  
    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华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慎重稳进”方针和中央对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模范地遵守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在政治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成就。当时的中心问题是维护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重点是上层统战工作和在此前提下的影响群众工作。作为西藏工委主要领导之一,国华和张经武等同志都以主要精力做统战工作,按中央规定的根据政治表现和实际地位与影响的不同,既要以努力争取达赖和达赖集团为主要任务,又要坚定地团结班禅和班禅集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逐步消除了民族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争取团结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1952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公然在拉萨召开所谓人民会议,指使藏军包围中央代表驻地,无理要求解放军撤离西藏。此时,身兼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国华同志,积极配合支持经武同志,坚定沉着地与分裂主义分子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达赖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撤销了两司曹的职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50年代中期,随着工作的深入,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对上层人士特别是达赖、班禅进行工作,把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团结到了党的周围,群众也进一步信任与拥护党和毛主席。在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时,能够很快地平息下去,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平息叛乱的斗争开始不久,国华同志就从内地返藏。他主持工委会议,拟定了后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平叛改革的13项政策。经武同志从京返藏后,他们又召开会议制定民主改革的各项政策。国华同志特别强调关于在西藏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赎买中需注意的问题和不划富农阶级,对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要特别注意保护,牧区不进行分配等,都是正确的,而是切中要害的。在西藏百万农奴于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翻身做主人的伟大民主改革中,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作战方面,西藏先后3次大的战役,充分表现出国华同志的胆略和指挥艺术的高超。昌都战役是在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派人赴京谈判,以武力阻止我军进军西藏后进行的。战役中第一次发挥了国华同志高原作战的指挥本领。他和他的战友们反复研究作战部署,在对金沙江以西的地形地貌和藏军布防情都不够了解的情况下,果断地实施了从未有过的横断山脉1500里路的大迂回,一举解放了昌都,歼灭藏军5700余人,打掉了西藏地方政府当局以武力抗拒我军进藏的资本,打开了和谈的大门。
    1959年进行的平息西藏叛乱的斗争,是在西藏上层中的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后进行的。叛乱武装散布的面积广,形成的块块多,叛首、骨干和坚决分子等比较有战斗力。我们虽处优势,但运输不便,补给困难,气候不适应,中央也不能投入更多的兵力(已有54军和11师及西藏军区的部队参加)。国华同志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提出“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的原则。为达到关门平叛的目的,还提出“先平息叛乱的中心地区,后一般地区”,“先边沿,后腹心”,“先公路沿线,后边远地区”,“先农区,后牧区”的方针。根据中央“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指示,为了有效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在他主持下,工委和军区还制定了对投诚来归的叛乱分子,包括叛首、骨干、坚决分子,一律实行“不杀、不关、不判、不斗”的“四不”政策。国华同志在此次平叛斗争中,与平叛部队的指挥员一起,创造性地摸索出高原地区对付分散、小股、出没无常的叛乱分子的作战方法,并发挥了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的威力,巧妙地将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平叛任务。 
    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在印度扩张主义对我国蚕食入侵时进行的,是我国继抗美援朝后又一次与外军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典型战例。在这次战役中,国华同志不仅在高山峡谷、密林急流的喜马拉雅山域对外军作战中又一次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而且特别表现出他的胆略。他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高度的责任心,不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而是根据战场的实际,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在第一次战役时,他把只打一点至多能消灭印军一个营的指示,扩大为打两点、消灭印军一个旅的方案,在得到批准后,干净利落地消灭了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的敌人,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很高的评价和表扬。在第二次战役时,国华同志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灵活地运用了打头击背斩腰剖腹和远距离、大迂回截尾的作战方法,在东西战场配合下,取得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辉煌战果。 
    国华同志在使用干部和处理内部团结的问题上,能照顾方方面面,注意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在刚接受进藏任务时就广收人才,进藏后积极大胆地培养使用藏族干部,对外来干部和兄弟单位更是注意团结照顾。在西藏工委吸收西北西藏工委部分委员参加工委工作时,国华同志表现了很高的风格。为了安排西北西藏工委的干部,还压低了西藏工委和18军一些干部的使用。 
    当然,在极为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西藏,探索一种全新的社会变革之路,不可能不出现一点偏差。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1956年曾过早地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在这方面,国华同志也存在急躁情绪。在1960年土地改革后,又急于进行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但当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纠正后,他坚决地贯彻“六年不改”和“五年不办社”的方针,避免了更大的失误。在贯彻中央“稳定发展”方针后,西藏人民的生产生活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得到大的改善与发展,人们把那个时期称为“黄金时代”。 
    国华同志为了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心脏病就是进军西藏时患上的。可以说,西藏问题的成功与国华同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任进藏部队主要领导近20年,西藏工委一成立他就是书记,中间虽曾有变动,但仍经常主持工委工作。他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指示,既能较好地领会,又能坚决地贯彻执行,在政治上、军事上、财经工作、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国华同志离开我们29年后的今天,读到这部反映国华同志在西藏工作生活的生动书稿,作为跟随国华同志20余年的老部下、老战友、老同事,年逾古稀的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写下这些文字,既表达我对国华同志的无限思念之情,也是应作者之约而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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